婚前财产登记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利VS弊
婚前财产登记的概念 所谓婚前财产登记指的是公证机构依法对夫妻双方各自婚前财产,债务的范围和权利归属问题达成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的证明活动。
数据
全国妇联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了“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北京、上海、成都、沈阳、西安、广州、武汉、大连、厦门和济南10个城市的3089名18岁—60岁常住居民进行的入户访问。调查对象48.1%为男性，51.9%为女性，大体符合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我国的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42.6%，持反对意见的占57.4%。北京、上海等10城市居民已婚人士中做婚前财产公证比例为4.8%，未婚人群中有11.5%的人打算今后结婚前做财产公证。 在2002年，当时未婚人群中有39.6%的人打算做婚前财产公证。2007年离婚登记数为320.4万对，而2008年—2010年三年间的离婚登记数分别为356.1万对、404.7万对、451.6万对。

在“感情派”看来，如果需要做婚前财产公证，表明两人之间没有感情，它是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的砝码，其中有25.4%的人这么认为。另外，还有22%的人认为，即便两人有感情，若婚前过分理清财产问题，会有损两人之间的感情。两者相加，达到了47.4%，几乎占受访者的一半。 而在“理性派”看来，这种行为有利于保障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因婚姻变故而受损，但支持这个观点的仅占受访者的6%。

婚前财产登记对婚姻关系的有利影响 首先，婚前财产登记减少了社会以投机为目的的婚姻，提高了社会整体的婚姻质量。婚前财产登记分清了婚前财产的所有权，为离婚时财产分割做了清晰界定，将更多以财产为婚姻筹码的的念头扼杀，在婚姻缔结之时便保证了婚姻的真诚性,避免功利性婚姻,改善社会婚姻风气.. 其次，婚前财产登记符合当今社会人们法律权利意识增强以及现代婚恋观转型的现状，有利于促进婚姻理智发展以及社会婚姻资源的优化利用。婚前财产登记本身是一种自愿制度，因此采取这项制度的人则是认识到了婚姻的风险性，将这个制度作为一种减少风险的手段，从而增加了对于婚姻的信心。并且，当婚姻产生矛盾不得不离婚的时候，婚前财产登记也能及时地给提供法律依据,减少司法难度,避免了因为财产纠葛勉强维持有名无实婚姻,促进社会婚姻资源的合理利用. 最后，婚前财产登记有利与促进夫妻婚后情感.对于未婚夫妻来说,婚前财产登记能够起到试金石的作用,若能够抵挡利益的冲击,婚姻便更加坚固.对于两个家庭来说,婚前财产登记使得两个家庭之间更加坦诚,获得彼此父母的信任,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对于婚姻本身来说, 在平等的前提下协商和处理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的管理和使用,能够发挥各自的智慧和能动性共同创造财富，从而为良好的婚姻关系奠定基础.
婚前财产登记对婚姻关系的不利影响
不信任
进行婚前财产登记即表明怀疑对方会在离婚时恶意侵吞自己的财产。道德上的不信任触动了婚姻伦理的核心价值，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
消极的心理预期一旦产生在婚姻关系建立后会被不断放大，婚前财产登记折射出的利己主义在婚姻中被放大后，无法引导良好婚姻步入正轨。
婚姻并不总是甜蜜，夫妻双方日后一旦发生关于财产使用的纠纷，婚前财产协议便触及双方神经，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
婚姻的特点是模糊而非精确，以经济学理性人的观念精确分析家庭生活，与婚姻伦理并不契合。

制度无关联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婚前财产登记是为了保护离婚时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不被侵吞。一项为了解决离婚财产纠纷而设立的制度，如何能有利于建立良好婚姻关系？
从功能看，婚前财产登记制度的作用是证据保全而非所有权确定。一项从功能上与婚姻关系无关的制度，如何能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
从作用时间看，婚前财产登记在婚姻关系破裂后才作为证据出现，发挥作用。一项在婚姻关系破裂后才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如何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尝试婚前财产公证的实行，但到2001年婚前财产公证才正式被列入婚姻法条例。 在2002年，这种以法律手段来保障个人私权的新兴事物，会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因此会有较多人愿意去尝试。随着尝试后一些弊端的产生，如有人认为财产公证是对真爱的亵渎，影响夫妻间的融洽度和亲密度，甚至让人对“白头偕老”的婚姻产生怀疑。因此，做婚前财产公证甚至有意向的人在减少，显然不适合我国目前状况

婚前财产登记直接影响的是财产关系。由于一方对于婚前财产的处分权以物权为基础，不因是否公证而变更，婚内财产纠纷主要是关于共同财产处分的纠纷。即使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婚前财产，基于婚内财产不可分割的婚姻法基础，受损方无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求偿，所以婚前财产登记实质上起的只是证据保全作用，其有利作用体现在财产最终分割的情况下。 婚前财产登记间接影响的是人身关系。社会学理论把人的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是指群体内部形成的一种个人的、情感的关系，婚姻是最重要的初级团体。次级关系是指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结成正规团体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二者价值准则有差异，因此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应将初级关系要求的伦理原则作为第一位的价值准则。 考察婚前财产登记背后的价值准则会发现，市民社会普遍认可的个体主义的强化是其主张基础。此种主张作为次级关系的价值准则，与婚姻这一初级关系的价值准则本质相背离。 在调整手段上，婚姻关系以伦理为本质特征，法律应是调整婚姻关系的底线。而婚前财产登记制度强调市民社会的法律原则，越过道德伦理直接以独立财产保障独立人格，与婚姻作为情感共同体的要求相背离。 此外，财产登记造成利己主义的心理暗示，而这会在婚后被逐渐放大成为对抗婚姻的危机。良好婚姻的伦理原则应当是对义务的倚重而非对于个体权利的强化，个体主义的不断强化只会使婚姻名存实亡。

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婚姻是什么？ 在其他社会关系中，我们可以预设“人性本恶”，我们可以时刻盘算如何从对方身上获取利益，我们要求对方白纸黑字签字画押，我们崇尚“等价有偿”。但在婚姻关系中，好像又不是这样，或者说，不能这样。当进入婚姻关系时，那些市民社会中的第一价值，诸如个人自由、财产独立、竞争逐利必须要让位于婚姻伦理，因为良好的婚姻关系始终以伦理为第一价值。 康德告诉我们婚姻的本质是契约，但是康德生活的土壤没有“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没有“举案齐眉”，没有“同甘共苦，白头偕老”的婚姻家庭理念，如何能对中国婚姻传统伦理感同身受呢？况且黑格尔却反对这种契约论，认为婚姻关系是男女双方的统一，而非如市民社会中的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双方互相利用来实现利益。因此，我们是强调理性，但当所谓的理性与婚姻伦理发生冲突时，这样的理性必定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 而婚前财产登记，它的益处并不一定能甚至不能体现在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而是体现在避免感情破裂后发生财产纠纷上。 在我国，无论是否进行登记，法律上都要区分婚前财产以及婚后财产，法律对于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保护程度都是相同的。可见从制度层面上，婚前财产登记对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并无很大帮助。 有人说是真正爱情的“试金石”，在婚姻中让矛盾于早期爆发好于最后互相扯皮，殊不知，婚前财产公证的作用本就是在婚姻结束时作为证据清晰地分割财产，这样一项“终结”的制度却在婚姻关系建立之初给婚姻带来麻烦，是否有点本末倒置呢？如同一个怀孕的母亲不会给未出世的宝宝买墓地，在民政局对新婚夫妻进行婚前财产登记的调查时新人们都表示不吉利，传统观念既然无法接受又怎能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呢？ 可能，进行婚前财产登记后，双方甚至双方的家庭就会感到安心，“安心”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 但仔细推敲：“安心”的内容是什么？真的是对爱情以及对白头偕老的信任么？婚前财产登记通过一纸契约，让双方相信对方在离婚时没有可能侵吞我的财产。这样的安心其实是一种对感情破裂后保全个人财产的安心，是对良好婚姻关系结束后高效解决纠纷的放心。 但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所需要的安心是什么？是关于爱情、忠诚、信任、奉献、扶持、责任以及不离不弃的。是对美满生活的憧憬与确信。 可见，通过婚前财产登记而获得的安心与能为建立良好婚姻关系带来积极心理暗示的“安心”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体验，同样名为“安心”，但他们在内涵与价值都不相同。 在这样一个信任缺失的时代，面对婚姻，我们有着太多的迷惘。于是有人选择强硬，以为保全个人财产是在履行法律赋予您的权利，但是良好的婚姻首重的是义务而非权利；以为财产公证可以消解怀疑，但是它实质上在建立人格对立，弱化情感联系。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做了万全打算，可是我们却在信任的底线上一退再退，伤人伤己。 婚姻不应当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地方，婚姻中不应当有惶恐，如果心怀恶意的人多了，我们谁敢说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不是今天有明天无？如果当家都成为权利的战场，当斗智斗勇都成为婚姻的常态，我们就失掉了面对这个社会全部的真诚，若到了那时，我将无法将自己的手交付他人之手心，到时候婚前财产登记会不会又变得千夫所指，我们又会不会后悔我们曾今将自己的信任的双眼闭合，将爱人的手放开，会不会到那时我们又后悔曾经想做一个聪明人了呢。

生命、自由、财产也许是每个个体的人所坚守的人性，可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人性，婚姻是人类在这个逐利的社会中仅存的神性。在法律面前婚姻是契约，可是蒙眼的正义女神永远不会知道，我愿意的承诺，在她的天平上价值几何。